几名“00后”斯诺克球手的成长教育

  6月6日，世界职业比利和斯诺克协会对被指控打假球的10名中国球员做出史上最严处罚，两名球员被终身禁赛，其余8人禁赛期从1年8个月至5年4个月不等。 此次涉案球员里，有几名刚刚打进职业赛场的“00后”球手。他们都有很好的天赋，尚未成年时便获得职业球手资格，并选择去往斯诺克王国英伦求学，但在海外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屈服于廉价的诱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代价沉重的“成长教育”。如果还想继续自己的斯诺克梦想，他们得从头再来。

  决定成为一名斯诺克球手时，白朗宁只有11岁，刚上完小学五年级。准确地说，这个决定是家里人帮他做的。

  白朗宁的老家在吉林松原，家里长辈十分喜欢斯诺克，“他那时候在电视上看乔·戴维斯、斯蒂芬·亨得利打球，觉得打斯诺克很绅士很优雅，就想让我走这条路”。

  和大多数人在街头玩的中式台球不同，发源于英国的斯诺克被认为是一种复杂、有贵族气质的打法。斯诺克的球台长达3.5米，宽为1.75米，比中式球台大得多，打法也难得多。在将一颗红球击落袋中后，要任意击打一颗彩球，击中后再按照红球和彩球的顺序轮番击打落袋，直至失误换人。球台上的白球为主球，红球共15颗，每颗值1分，不一样的颜色代表不同分数的彩球共6颗，其中黑球分值最高，打进即得7分。代表斯诺克最高成绩的“一杆清台”，最高可获得满分147分。斯诺克史上拿到满分杆最多的球手是现世界上的排名第一的罗尼·奥沙利文，他共打出过15次。中国第一个打出147分的球手是丁俊晖，在2007年斯诺克大师赛上，19岁的他创造了历史。

  丁俊晖的成功让台球少年的家长们看到了希望。在中国打台球往往给人难成大事的草根印象，但现在他们看到了兴趣导向光明未来的可能。白朗宁说，在家里人的要求下，他只上到了小学五年级，便转为专心打球。“一开始打球是大人引导我的，打好了有奖励，还能出去打比赛、去旅游，慢慢自己也就喜欢上了。”8岁开始，白朗宁被家里人带去全国各地比赛，“那时候没什么水平，家里人就希望我出去长见识。带着我，也带着我妈，我妈看有100多个参加比赛的孩子跟我年纪差不多，都是父母领着出来打球，我妈也就被‘洗脑’了，以前她以为只有我们家思想这么极端。”

  这些敢于放弃主流成长路径，把孩子的未来押宝在斯诺克这个小众项目上的家庭，大多数都家境普通。和白朗宁差不多年纪的刘同（化名）在台球氛围浓郁的广东出生，很小就在街边的台球案子上玩。七八岁时，大人带他进正规台球厅接触了斯诺克，那儿的经理发现了他的天赋，于是把他介绍到东莞一家球馆打球。刘同告诉本刊，父母是从四川来深圳的打工者，用几年打工积蓄开了家小店为生。由于很难投入更多精力去培养，父母一年支出5万元，将刘同送到教练那里寄宿制训练，“跟着教练打球，管吃管住，爸妈每个月过来看我一次”。

  同样没有殷实家底的白朗宁离开学校后，他的家人决心关了台球厅，带着全家南下闯荡，为白朗宁拜师学艺。此后，家里人专心陪白朗宁在各个球房练球，母亲则在家做饭，一家人的生活轨迹沿着儿子的斯诺克梦想移动。他们先去了上海，又去过东莞，最后在佛山稳定下来，跟着曾经做过丁俊晖教练的英国人罗杰·利顿练球。

  新疆少年常冰玉当时也在同一间球房打球。他和白朗宁同年，也是由父亲陪着，常年离乡在广东训练。这一些孩子从小一起参加比赛，彼此早就认识，再在广东相遇，又是必然——这里是国内绝大多数斯诺克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一站。来自北京的资深球手蔡剑忠在90年代后期就去广东打球，他告诉本刊：“广东离香港近，香港又跟英国关系紧密，上世纪90年代就是国内斯诺克发展最好的地方。”直到现在，广东依然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斯诺克球馆，丁俊晖的成名之路也是从11岁到广东练球开始的。

  白朗宁在这条路上的成长还算顺遂。2018年，16岁的他在斯诺克中国巡回赛积分榜上排名第二，成为斯诺克职业球员。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机会，根据世界职业比利和斯诺克协会（World Professional Billiards and Snooker Association，以下简称WPBSA）公布的2019～2020赛季的职业球员名单，除了在上赛季排名前64位的球手、28名刚刚进入第二个赛季的新球手、在上赛季单赛季排名前8和2名获得邀请卡的球手之外，这一年全世界新获得职业资格的球员只有26名，中国球员有6人，白朗宁和常冰玉都在其中。

  摆在他们面前的路有两条：如果他们盼望过一种舒适轻松的生活，可以留在国内，转为中式台球选手。中式台球从街头草根起步，近年来受到市场青睐，比赛奖金丰厚。曾有“国内一个中式台球比赛冠军拿着麻袋去现场领奖金”的报道。技术难度更高的斯诺克选手去打中式台球，能够说是一种“降维打击”。

  但如果想坚持职业梦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斯诺克专业选手，他们就要接受长期扎根于英国的挑战。每年斯诺克最重要的三大赛事：世锦赛、大师赛和英锦赛都在英国举办，每个赛季英国举办的比赛数量也是最多的，即便现在在中国有中国公开赛、上海大师赛等比赛，球手仍需要先在英国参加资格赛。对这些胸怀大志的台球少年来说，如果真的想在这行出人头地，必须去英国。

  2019年5月，白朗宁来到英格兰东北部的小镇达灵顿。那是英国一个比较偏远的小镇，但因为有家泰国人开的斯诺克俱乐部，吸引了一些中国和泰国球员定居在这里训练。很多中国球手到英国的第一站都落脚于此，这里人少安静，适合潜心练球。

  只是在“宁静”之下，生活的不便也很快显露出来。在达灵顿很难找到中餐馆，球员住的地方离超市很远，而且交通不便，这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障碍。和白朗宁同一年获得职业球员资格的常冰玉，到英国的第一站也是达灵顿。忍受了三个月不便利的生活后，他和父亲率先搬去了谢菲尔德。那里靠近世锦赛的比赛地克鲁斯堡，生活上也比达灵顿方便不少。再加上2020年下半年，丁俊晖在中国台球协会的支持下，在谢菲尔德开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斯诺克训练中心，中国球员训练的环境一下升级了，“场地很大，球台很充足”，很快，那里成了绝大多数中国球手聚集的地方。

  按照WPBSA的规定，当年获得职业资格的128名球员，赛季后排名前64位才能确保获得下一年的参赛资格。排名越靠前的斯诺克选手，参赛时主动权就越大，可以直接参加正赛。而这些刚获得职业资格的新球员，只能从资格赛打起，能否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参赛资格，变数很大。中国有很多职业球手第一次出国后都遭到降级，只能再退回国内重新争取职业资格。

  为了帮助常冰玉度过保级这个最大的难关，他的父亲陪着他一起去了英国，一方面确实保证了他训练的自觉性，但另一方面，又对他造成了经济上的心理负担。

  每一个“出海”的中国球员，多多少少都会感受到在英国生活的压力。一位资深球员告诉本刊，中国斯诺克球员在英国的生活成本大概为每年20万到25万元人民币，包括在俱乐部的训练费、食宿费，以及参赛成本。参加斯诺克职业比赛是免费的，但要自己负担来回路费和食宿，平均大约400英镑一场。疫情前，英国每个赛季的比赛有20多个，疫情之后虽然减少，但也有十几个。

  每场比赛父亲都陪着常冰玉一起去，常冰玉有些焦虑。“第一年打球，想法太多了，异国他乡这么远，消费又这么高，于是心理就出现了问题。”常冰玉告诉本刊记者，第一个赛季结束时，他的成绩不太理想，只排到了80多位。第二赛季常冰玉调整心态，打得比第一年好了不少，但还是没进世界前64。最终是另一个保护机制救了他——他的单赛季排名达到了世界前8，才保住了自己的职业资格。

  但是白朗宁没这么幸运。他第一次在英国只待了9个月。2020年2月英国新冠疫情暴发，他被家人催促回国，直到两年后才返回英国。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主动放弃了首次获得的职业资格。2022年，他通过参加英国的资格营比赛（Q School），排名第一分站赛的前四，这才重新获得了职业席位。

  新冠疫情对各个体育项目都造成了冲击，斯诺克也不例外。除了球员因疫情缺席比赛外，一些常规的斯诺克职业比赛也取消了，尤其是每年在中国设立的几个重要赛事。一位在英国打球十多年的中国职业球手告诉本刊，这几个国内赛事的奖金非常丰厚，在职业球员的全年奖金收入中占很高的比例。以2019～2020赛季为例，斯诺克全部赛事中，奖金总额超过50万英镑的赛事总共有9站，其中在中国举办的6站赛事全部包括在内。这位球手最高世界上的排名曾达到过30多位，他告诉本刊，在疫情之前，他的年收入最高曾达到10万英镑，但是疫情之后他一年只能赚3万英镑，“相当于国内一个白领的收入水平，并且要负担在英国高昂的生活费”。

  “每天打完球最发愁的是晚上吃什么。”上述资深球手回忆自己2007年左右刚到英国时的生活状态，“那时候网络不发达，能跟其他球手一起看看DVD就是最开心的了。”这种孤独和不适应在每一代球员身上都有所体现，即便是公认成就最高、在英国发展最成功的丁俊晖，早期也经历过精神上的痛苦。

  丁俊晖2003年到英国时，已经是知名球手，在前一年就拿到了包括亚洲锦标赛、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在内的几项世界重要赛事的冠军。相比现在这些尚未成名的少年球员，他赴英的条件优越很多。首先，有签约的经纪公司帮他安排在英国的生活，在球房里训练时，也有很多本地选手想跟他切磋技艺，这会大大拉进他与当地人的社交距离。其次，他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聘请曾经的一位教练去英国陪他，照顾他的起居。即便如此，丁俊晖在自传中回忆自己初到英国那会儿，曾因为控制不住情绪，在训练时大声嚷嚷着踹球台，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一个英国球员走过来表情严肃地对他说：“这里大家都在练球，你不开心可以，可以回国去。”

  学会克制自己的孤独和烦躁，是每个赴英球手都必须要修习的功课。有时候为了排遣寂寞，丁俊晖会去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喂鸽子，任凭鸽子屎掉落在身上。他没有心思去游历著名的旅游景点，因为他迫切地想拿到冠军，为他付出的家人们还在家里等着他。

  将近20年之后，当白朗宁和常冰玉来到英国时，中国年轻斯诺克球手们的孤独和前途压力丝毫没有减轻。

  2022年4月，白朗宁返回英国，和其他5名中国球手合租在谢菲尔德的学生公寓里。年轻球手们的生活基本是球房与住处两点一线。丁俊晖斯诺克学院距离学生公寓有一公里多的路程，小球员们都没有车，每天步行往返，白朗宁会找个伴一起走，“对当地的治安还是有些担心”。训练基本从上午10点开始，直到傍晚6点球房关门时结束。午餐是去街上买便当、炸鸡汉堡或者咖喱饭，晚上回家路上去超市采购，白朗宁负责做饭，最方便的是炖一锅东北人爱吃的炖菜，其他几个人则负责刷碗。

  虽然到了斯诺克的王国，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在训练时都感觉孤立无援。“像奥沙利文这样有教练的是极少数，而且教练的任务更多是陪伴，在你困惑的时候帮你重新调整一下。”上述资深球手说，但对绝大多数“每天还在考虑温饱”的中国斯诺克球员来说，请一个调整心理的教练太奢侈了。他们最重要也最现实的选择是，忍受住孤独，努力去揣摩和吸收当地丰厚传统所流传下来的技术经验。

  语言、文化背景，甚至是受教育水平的局限性，都阻碍了年轻球手们与当地球员的更深入交流。白朗宁算是中国球员里性格很外向随和的一个，有时他会跟俱乐部里的本地球员打对抗赛，但他的收获主要是消除了一些紧张和陌生感，以及锻炼了基本的口语水平，“也只是问个好，基本不聊天，不会聊，也不想聊”。在白朗宁眼里一位适应能力非常强的中国前辈也告诉本刊，他来英国十多年，算是立足下来，还在当地买了房子，但是这些年与本地人也基本没有交流。

  能依靠的似乎只有球员彼此。在英国的中国斯诺克球员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后来WPBSA针对涉案中国球员做出调查报告，将他们封闭孤立导致的抱团作为一个重要动因：“非常大程度上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由于语言问题、外国风俗习惯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了生活的孤立，涉案的大多数球员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久，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外出，一起玩牌。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因为英国生活成本很高，需支付去各地参赛的费用，而且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因此遭受着财务危机。这也让年轻人特别容易受到年长的斯诺克选手操控和影响，这些年轻人平时很尊重他们，会向他们寻求建议和指导。”

  2022年9月8日早上8点多，正在参加英国公开赛第三轮比赛的常冰玉突然接到了前辈梁文博的电话，对方直截了当地说，希望他在当晚的比赛中输给对手杰米·琼斯。“他说他在我这场比赛里下注，投了很多钱买我输，让我以1∶4的比分输给对手。”常冰玉对本刊回忆，梁文博为了让比赛看起来更自然，告诉常冰玉一定别赢第一局，“后面连输四局的话太明显了，要在第二局或者第三局时赢一局。”结果常冰玉在比赛时非常紧张，前面三局全输了，直到第四局才扳回一分，最终他以1∶4落败。

  这场球梁文博允诺给常冰玉5万元的报酬，但常冰玉最后没有拿到钱。“他有一次让我去牛津找他拿钱，但我不想去。”常冰玉说，他并不是因为钱才去打假球，“按照正常发挥，我是可以赢杰米·琼斯的，如果我赢了这场比赛，奖金差不多3万元，我没有必要去挣他的5万。”

  梁文博跟丁俊晖同龄，都出生于1987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名气和成绩仅次于丁俊晖的中国内地球员。自2005年开始成为职业选手，梁文博最高世界上的排名第12位，也曾打出过147分满分杆。和丁俊晖的内敛相比，梁文博在赛场上的表现张扬，进攻性十足，是一个能给球迷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球手。这样的成绩和资历，尤其让初到英国的少年球手们仰慕。“第一次见到他时感觉像见到了明星，以前只在电视和微博上看到过他。突然见到他本人，没想到人还挺随和。”一位年纪较小的球员告诉本刊。

  作为少数能在英国立足的中国斯诺克球员，梁文博结婚后定居在牛津，他的孩子也已经在英国上学，偶尔他会到谢菲尔德来，约一起群租的中国球员们吃饭。“他刚开始给人的感觉是比较亲切。”一位比梁文博小3岁的斯诺克球员告诉本刊，他在刚来英国的时候得到过梁文博的帮忙，“他会请我们吃饭，感觉很大方。但日后会发现，他会以其他的方式把钱再赚回去。”这位球员暗示，“其他方式”指的是与赌球有关的方式。

  梁文博开始参与赌球的时间尚无法确证，但在至少近三年以来，他确实表现出令人不安的一面。2022年初，他因8个月前在谢菲尔德街头殴打一名女性友人，被地方法院罚款并判处社区劳动，同时也遭到了WPBSA禁赛四个月的处罚。“事发地在赌场门口，因此大家都猜测他是赌博输钱了，急眼了。据说他这两年赌博欠了很多钱。”一位中国球员告诉本刊，“平时球员们聚会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人提起，梁文博跟当地做生意的华人关系很好，不相同的领域的人都认识。”作为一名斯诺克前辈，梁文博的暴躁性情与他在斯诺克华人小圈子里的江湖传说结合在一起，既让初来乍到的球手们感到畏惧，也让这些年轻人在他的“晓之以理”下，屈服于他提供的廉价诱惑。

  2022年9月26日，刚回英国不久的白朗宁在比赛前一天收到梁文博发来的问候信息。“我们平时没有联系，但是他问我，我就好好回答了他，说明天有一场跟另一名中国球手赵心童的比赛。”白朗宁向本刊回忆，梁文博问他是否有赢球把握，“我发信息告诉他，‘梁哥，胜率不高’，毕竟对手当时排名世界前10。”白朗宁说，这是他返英后的第一场比赛，而且自己的球杆还在波兰转机的时候被航空公司运丢了，状态不算太好。于是，梁文博立即开出了6万元的酬金让白朗宁输球，要求只有一个，“赢别超过一局”。“他说，反正我大概率要输球，不如赚点钱，补贴一下生活，还能再买个球杆。”比赛前，梁文博转了3万元给白朗宁，作为定金。

  同样被梁文博抓住时机进行拉拢收买的年纪较小的球员还有刘同。他比白朗宁和常冰玉晚一年获得职业资格，经过两个赛季没能成功保级，又通过英国Q School一项比赛获得替补球员的资格，才在2022～2023赛季回到职业赛场。他是三个年轻人里最早跟梁文博进行交易的。在去年8月26日北爱尔兰预选的一场比赛前，梁文博曾两次找到他。“他知道我是替补身份，如果有选手退赛，我才可以获得参赛机会，因此生活上的压力特别大。他告诉我，自己有挣钱的门路。”刘同向本刊回忆。第一次刘同没有答应，梁文博在比赛前夕又找来，“他说，我这场比赛，他在明面上只下注了25英镑，不会被人发现，非常安全”。最后，刘同答应了交易，获得的酬金是4800英镑。

  在斯诺克历史上，假球和赌球的丑闻并不鲜见。作为比分制的个人项目，斯诺克比集体项目更容易纵。是否加入很多时候就在个人的一念之间，不少知名球手都曾经无法抗拒这“一念”的诱惑。

  多次获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著名球手约翰·希金斯就曾因涉嫌假球被禁赛。2010年希金斯在乌克兰参加比赛时，曾与赌博集团商议以30万欧元的价格，在四场比赛中打假球。这起“私下交易”最终被曝光是一名记者在进行“钓鱼执法”，但希金斯仍被禁赛半年，罚款7.5万英镑。另一名参与过假球的知名球员是曾排名世界第6的史蒂芬·李。他于2008～2009赛季在英国锦标赛、中国公开赛和斯诺克世锦赛等比赛中打了7场假球，为此至少获利9.5万英镑，被禁赛12年。2018年，两名中国球手也因为打假球被分别处以10年零9个月和6年的禁赛处罚。

  “博彩业在英国是合法的，斯诺克运动员只是不能投注斯诺克比赛，但如果下注足球或者其他比赛是不违规的，这就很容易让人模糊了边界。”国内一位台球界人士向本刊分析道，博彩公司甚至会成为斯诺克比赛的主赞助商，名字印在比赛海报最醒目的位置上。这种情况下，斯诺克行业要杜绝赌球和假球很难，甚至现在世界上的排名第一的奥沙利文也曾经受过操纵比赛的考验，他在自传中写道，有人邀请他到僻静的小树林里，以2万英镑的价格诱惑他打假球，但他拒绝了。

  此次WPBSA对中国球员的调查报告类比了网球领域的判罚先例。在比赛形式上，斯诺克与网球有相类似的地方，“网球极易受到腐败的影响，因为比赛的操纵者只需要腐化一名球员，而不需要腐化整支球队”。而相较于网球，斯诺克的假球案更高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略显寒酸的奖金。拿奥沙利文为例，他现在接近50岁，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总奖金突破千万的斯诺克球手，迄今为止获得比赛奖金1297万英镑，而这仅仅相当于一名男子网球名将一年的奖金收入。每个赛季末的世锦赛是斯诺克每年最重要的赛事，它的冠军奖金常年维持在25万英镑，直到2019年才涨到50万英镑，而2022年温网的总奖金额是4035万英镑，冠军奖金是200万英镑。就拿此次同样遭禁赛的中国球员鲁宁为例，他2014年前往英国，前三年获得的奖金总数不到7000英镑，直到他被禁赛，职业生涯总奖金是30.8万英镑，约合259万元人民币。鲁宁的世界上的排名最高达到过第35位，他能代表斯诺克项目很多位于金字塔腰部及底层球员的真实状况。

  WPBSA的调查报告描述，被邀请参与假球时，白朗宁和常冰玉都处于经济窘迫的状况，其中“白朗宁欠（某位中国球员）1.5万英镑”，“常冰玉生活困窘，被调查时账户里不到100美元，而且是从朋友那里借的”。虽然常冰玉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我还不至于穷到这种程度”，但在拮据的生存环境里，参与赌球成为一些中国球员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有些讽刺的是，2019年中国台球协会为了“督促提醒所有球员遵守当地法律和法规，遵守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和中国台球协会有关法律法规，杜绝假球、赌球事件”，曾成立旅英职业球员委员会，梁文博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荒诞之外，也说明了赌球在这个行当里的盛行程度。

  在收了梁文博3万元定金后，白朗宁最终没有答应这一笔交易。他告诉本刊，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另一位前辈找到了他，问他是否答应了梁文博打假球。“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投注账号，这位前辈看到梁文博在我这场比赛上投了很多钱。他劝我不要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而且这场比赛投注情况异常，一定会被与WPBSA合作的博彩数据监测公司注意到。”于是白朗宁退还了梁文博的3万元。

  刘同的比赛则以更隐秘的方式控着。一位知情球手告诉本刊记者，梁文博采用的是“对赌”的违规形式，也就是说，为避免被博彩数据公司监测到，梁文博在明面上只投注了25英镑，但实际上他已与庄家约定好，实际下注的金额可能是数千倍的，一旦赌赢，他将获得几万到几十万英镑的回报。

  所有涉案球员里，白朗宁是第一个受到WPBSA调查的。“我用邮件把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发给他们了，第二天调查人员还来球馆找我面谈，说我及时表示了拒绝，而且能主动说出来，做得很好，我以为这就算没事了。”白朗宁对本刊回忆。

  紧接着，其他中国球员也收到了WPBSA做出详细的调查的通知。常冰玉告诉本刊，被调查谈话的前一晚，他被一个陌生男子约到一辆车上。“一上车我就看到梁文博的球杆放在后排座椅上，这是故意摆在那儿的，让我知道是谁来找我。”常冰玉回忆，他上车后，陌生男子拨通了梁文博的电话，梁在电话里告诉他，删掉所有的聊天记录，也不要跟调查组承认打假球的事情。“我当时只能答应他，不然我怕我下不了车。”第二天，常冰玉如实向调查组坦白了自己的行为。他最终被禁赛2年，至2024年12月7日为止，处罚金7500英镑。

  从2022年9月底开始接受调查，到12月WPBSA给出禁赛通知前，白朗宁一直觉得很安心，庆幸自己悬崖勒马，没有参与作假，所以当调查员当面宣布他被禁赛那一刻，白朗宁“一下就哭了”。他被认定违反了WPBSA运动员操守规则中关于“不能操纵或设计，或试图参与操纵或设计斯诺克比赛的结果或比分”的规定，禁赛4年，在提供配合和认罪后，减为2年8个月，至2025年8月6日为止，处罚金7500英镑。“宣布处罚决定的时候，你只能选择‘认罪’或者‘不认罪’。”现在说起来，白朗宁语气很是无奈，“如果不认罪，就要请律师帮你申诉，在英国请律师是很贵的，我请不起，而且即使不认罪，禁赛期也不会缩短，所以只能认了。”

  这份涉及10名中国球员的处罚报告被认为是WPBSA历史上的“最严处罚”。在报告结尾，WPBSA给出了判决的依据：“应该实施比之前斯诺克案例中更长的禁令，因为本案中问题的严重程度表明，之前案例的制裁威慑力不足。”由于被认为是主要操纵者的梁文博自始至终都没有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拒绝接受调查，也拒绝认罪，最终WPBSA认定他自2022年新赛季开始后，操纵或参与操纵比赛5次，招揽、诱导、引诱、劝说、怂恿或协助球员操纵比赛9次，他被WPBSA判处终身禁赛。事后，梁文博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封道歉信，表明了自己从疫情开始，“在英国接触了一些不该接触的人，加上自己不存在控制好自己，为这一系列事件打下了不良基础”。他还在道歉信中写道：“没有想到我的沉默给了居心叵测之人泼脏水的可乘之机，导致了最后的调查结论充斥着‘莫须有’。”但当本刊记者联系到他时，他最终拒绝了采访。

  而对几个涉世未深的年轻涉案球手来说，这是一次代价惨重的“成长教育”。自去年10月WPBSA对涉案球员做出暂停比赛资格的决定后，他们陆陆续续回到国内。今年6月最终的处罚结果出来之后，他们面临着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

  其中资历最浅的刘同回到四川老家陪伴父母。他最终的禁赛期超过两年是2年4个月，至2025年4月7日，罚款7500英镑。说到未来，他在斯诺克和中式台球的选择之间，还有一丝犹豫。

  比他大一岁的常冰玉刚刚做了眼部的散光手术，正在新疆的家里休息，打算等禁赛期结束后，重新通过资格赛回到斯诺克的职业赛场。内向的他决定先去学开车，体检时才发现了自己有严重的散光。之前他天天在球台上用眼睛进行瞄准，竟然对此毫无察觉。

  白朗宁现在在成都一家台球俱乐部里工作。这家俱乐部允诺他可以一边当教练，一边免费练球，这样他既可以养活自己，又能为两年多后的复出做准备。虽然之前主动退还了赌球定金，但他是三个人里禁赛期最长的一个，这让他感觉不解和沮丧。但和常冰玉一样，接受本刊记者正常采访时，他还是表示想坚持这条一度被压力和贪念中断的斯诺克之路。“已经为这项运动练了10年了，说放弃太对不起自己的付出了。挣点小钱肯定是容易，但梦想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