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商人靠“谈恋爱”拿下21亿项目…云南这些官员被围猎细节曝光

  “围猎”一词，本意是从四面合围起来捕捉动物。在反腐败斗争中，则是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拉拢腐蚀党员领导干部。他们在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圈圈设套...由于没住形形的诱惑，很多领导干部成为不法分子的“猎物”，最终付出了惨痛代价。

  商人鲁逸荣，“围猎”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

  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时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凯

  在谈到什么样的对象最好“围猎”时，四处摸排寻觅“围猎”对象的重庆商人程绪库自有一番“高见”。

  他说：“第一个是行事作风很霸道，如果一个领导在公司里面按照规矩、规则办事，我们没围猎机会，行事作风霸道他才可以突破一些规矩、规则；另一个是喜欢追求奢侈生活，有很多兴趣爱好，而他的爱好超出了其自身经济能力，这样的领导是我们喜欢去围猎去攻陷的。”

  作风霸道、生活奢靡、毫无节制，程绪库对照着“围猎”对象“标准”苦苦寻觅，最终锁定了“围猎”目标，时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凯。

  程绪库说：“前面先是确定目标，确定目标后，通过种种方式结识周凯。后来通过一些渠道知道他要回成都，就提前去机场接他，一步步的跟他靠近，跟他攀上关系，从某一种意义上发展到朋友那样的关系。”

  程绪库要经商，周凯需要商人朋友，二人就像“谈恋爱”一样相互试探起来。程绪库第一次送礼，送的是一块手表，周凯让司机分两次把钱还给了他。虽然送礼未成，程绪库却意识到：“只要他不排斥和你交往，就已经是机会了”。

  再往后，周凯每次回成都，程绪库都会约他一起吃饭。据程绪库表示，周凯跟他的成长经历类似，周凯是从农村出来参军，而他是从农村出来上大学，一些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共同的想法。

  两人成长经历类似，有共同爱好，交往多了，彼此间的信任建立起来。“认识以后依旧是觉得这个人比较放心，也没想过他会害我。”周凯说。

  但程绪库却说出了他的真实目的：“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揣测他、观察他、了解他，花很多精力去逢迎他、讨好他，花很多的钱，哪怕是东拼西凑也都要满足他的要求，这就是一个‘投资’，这个‘投资’是属于一本万利的事情。”

  “在我们眼中，他就是我们获取利益的一个工具。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没有谁从一开始会说，是抱着交朋友的目的去的，所以跟我们交往也是很危险。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就是猎人，这些领导就是猎物。”程绪库赤裸裸地说。

  认识周凯3年间，程绪库的“围猎”渗透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周凯也没有想到权力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大利益，他最后数钱，都已经数到害怕了，他认为这个已经不是在数钱，而是自己在给自己“坟头”撒纸了。重金辅助下，程绪库顺利打通了周凯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变现暗道。

  “程绪库‘围猎’我，我也甘于被‘围猎’，当时确实没想过会出这么大的事，”对于周凯来说，现在已后悔莫及，只剩下痛哭流涕。

  重庆商人鲁逸荣是来云南做生意的，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许雷，看中他国企的背景、权力，这可能带来更多的商机。

  最开始，鲁逸荣先借给许雷50万，拖了1年多也没还。后来许雷到了云南城投，有了业务往来。他便撕毁借条，表达“忠心”。2003年至2017年，他对许雷“关怀备至”，累计输送1600余万元。而许雷成为他的铺路石，或者给项目，或者给资源。

  “我对钱有欲望，因为要应付女人，应付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和开支，维护这些关系。”许雷自述，除此之外，他还通过攀附秦光荣解决了副厅，攀附白恩培解决了正厅，尝到了甜头。

  “美色的螺丝松了后，就把金钱的螺丝给松了，最后权力的螺丝也松了。这样就走入了美色、金钱、权力这个怪圈了。”许雷忏悔道，这是一条邪路，不管你以后升到多高的位置，总有一天会出事，爬得再高也会掉下来。“我自己都想不通，我就感觉自己的良心被狗吃了。”

  “把领导权力更可能阳光化、规范化管理，那商人围猎的概率会更小。我不认为我是围猎他，而是他将我当作猎物，将我一次次绞杀，被绞杀得非常痛苦，也没办法。”鲁逸荣说。

  平常见到刘岗，甘健邑总是点头哈腰，甘当小弟，但他觉得这还不够，又仔细研究刘岗的爱好。

  刘岗烟瘾大，他一到周末就拿四包烟来，在刘岗家花园里陪他聊天；刘岗忙于工作，家里关照比较少，他就天天过去帮忙，刘岗媳妇和孩子都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一次，刘岗用甘健邑的车去旅游，甘健邑放了5万元钱在车上，刘岗收了，甘健邑觉得可以跟他提要求了。

  而在“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中，刘岗内心的党性原则也渐渐松动了：“这些老板在我的帮助下发了财，在未来我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帮帮我……”

  此后，刘岗违规托管私人公司，在未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利率和还款期限的情况下，违规将1.02亿元借给甘健邑个人使用。

  张勇和付加兴曾长期是上下级关系。付加兴任文山州委常委、文山县委书记时，张勇在文山县驻昆明办事处任职，此后文山在北京建办事处，付加兴推荐张勇任办事处主任。那些年张勇生活贫困，回家看望父母的钱都是付加兴掏的。

  张勇退休后，付加兴又主动带他做项目，此后张勇承建了文山州人大一期家园项目，赚到“第一桶金”。事后，张勇拿出一半利润，送到付加兴面前。付加兴当时“内心很激动，认为没有看错这个人”。

  张勇曾无数次在付加兴面前表白，称付加兴是他的再生父母，是他的贵人，他所有的财富都是付加兴给予的。付加兴也一直认为，张勇重义气，不会出卖自己，“我们平时相处就像亲兄弟一样，有种山盟海誓的感觉”。

  张勇说，付加兴前期帮他时未图回报，“我没有钱，他也帮我，到后期帮我，已经有了贪欲在里面，帮我的过程中他为自己谋利1400多万元”。

  “我想到付加兴这些年对我的好处，但完了我还是决定要供述他。”张勇说。他先是口头交代了自己和付加兴的犯罪事实，第2天又配合纪委同志做了笔录，“既然要交代，就彻彻底底的，把它说清楚，做了笔录之后，整个人就轻松了”。

  身陷囹圄之后，付加兴说：“不管他说得多甜言蜜语，喊你爹妈，喊你大爷，喊你恩人，你都不要当真，我就是当真了。”他也意识到：“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自己的错。”

  投其所好、打感情牌，这只是“抛撒诱饵”的伎俩之一，女商人何清帆以“谈恋爱”的手法，从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手中承揽了2.1亿元项目。

  打完“感情牌”，何清帆又打“影响牌”：为了拿下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原局长肖为民，她一个电话把上级领导的秘书叫过来，为自己营造气势，向肖为民施加影响，进而达到“围猎”目的。

  “‘围猎’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隐藏在日常生活、友情或亲情等外衣之下，比如以‘感情’为幌子异乎寻常关心，以‘朋友’之名违规吃请送礼，以‘情谊’为遮羞布徇私帮忙，但掀开温情面纱，真相往往是丑陋的：‘围猎’者所图，仍然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抛撒诱饵’的最终目的，是要‘猎而食之’。”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